武汉病毒研究所（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新西兰鹰视野中文网】没有证据表明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是从实验室意外逃脱的，但也不能以中共政府的否认作为理由。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4月3日发表文章，对中共病毒的来源寻踪觅迹，武汉病毒研究所若隐若现。

一名曾经居住在中国、熟谙中文的纪录片导演马修．泰（Matthew Tye）表示，他已经确定了冠状病毒的来源，并提供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互联网上发布的公共记录。

招聘启事

2019年11月18日发布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周鹏学科组博士后招聘启事》。招聘岗位是1-2名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将“以蝙蝠为研究对象”，找出蝙蝠长期与“埃博拉、SARS相关冠状病毒等共存而不发病的分子机制”。

之后的2019年12月24日，该所再度发布招聘公告，是由中国顶尖病毒学家石正丽的团队发出的。在描述石正丽PI简介中写道，“长期开展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学研究，证实SARS、SADS等重大人畜新发传染病的蝙蝠起源，发现、鉴定了大量蝙蝠与啮齿动物新病毒。”

马修指出，第二次招聘信息的内容暗示：“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病毒，并希望招募人员来应对。”马修还说，“直到那以后，有关冠状病毒的新闻才出现。”然而，武汉医界在12月就已经处理了一系列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病例，但准确地说，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毒株和这则招聘启事的严重性。

到了12月31日，大约是在医生首次注意到这些病例的三周后，中国政府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神秘肺炎”的消息被得到了媒体的第一批报道。

《科学人》杂志验证了马修．泰提到的有关石正丽的大部分信息。

蝙蝠女

病毒学家石正丽因过去16年在蝙蝠洞里寻找病毒而被其中国同事称为“蝙蝠女”。在中国向世卫通报不明肺炎之际，石正丽退出了在上海参加的会议，跳上火车返回武汉。她说：“我想知道市卫生局是否搞错了。” “我从未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发生。”她的研究表明，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南部等亚热带地区存在冠状病毒从动物（特别是蝙蝠）中转移到人类的风险最大，蝙蝠是许多病毒的已知来源。如果冠状病毒是罪魁祸首，她想：“它们可能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到了1月7日，武汉团队确定该新病毒确实导致了这些患者的疾病：这是基于聚合酶链反应分析、全基因组测序、血样抗体检测，以及该病毒在培养皿中感染人类肺部细胞的能力得出的结论。他们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报告说，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现在被正式称为SARS-CoV-2，因为它与SARS病原体有关。该基因组序列与研究人员在云南马蹄蝠中发现的冠状病毒具有96％的同源性。他们3月在《自然》杂志中刊登了这些发现。并未参与这项研究的达扎克（Daszak）说：“很明显，蝙蝠再次成为天然载体。”

一些科学家不相信该病毒会直接从蝙蝠传给人类，但是这种理论存在一些问题，即其它动物是蝙蝠向人类传播COVID-19的中间媒介。

对SARS-CoV-2基因组的分析表明发生了一次外溢事件，这意味着该病毒从动物到人的传播过程仅需跳跃一次，这使得该病毒很可能在12月之前就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除非发布有关武汉市场上动物的更多信息，否则传播链可能永远不清楚。但是，有很多可能性。蝙蝠猎人或野生动植物贩子可能已将病毒推向市场。穿山甲恰好携带一种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是几年前从蝙蝠身上传播过来的，并且在其基因组的一个关键部分，实际上与SARS-CoV-2相同。但还没有人发现穿山甲曾出现在武汉市场上的证据，甚至没有证据表明那里有人贩卖穿山甲。

2月4日，即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该病毒正式命名为“ COVID-19”的前一周，《细胞研究》杂志刊登了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撰写的关于新冠研究致编辑的信，结论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瑞德西韦和氯喹在体外对新冠病毒(又称中共病毒，COVID-19)感染有很好的控制作用。由于这些化合物已经在有安全记录的人类患者中被使用，并且证明对不同疾病有效，我们建议这些药物可以在患有新型冠状病毒病的人类患者进行评估。”该信的作者之一是“蝙蝠女”石正丽。

黄燕龄之谜

在马修．泰（Matthew Tye）的YouTube视频中，他还将注意力集中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一位名为黄燕玲的研究人员：“大多数人认为她是零号病人，并且大多数人认为她已经死了。”

2月上旬，大陆传出“零号病人”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病毒实验室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指她做实验时被泄漏病毒感染死亡，遗体火化时又感染殡葬人员，令疫情传播。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诊断微生物学学科组黄燕玲只有名字（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2月17日，法广驻香港记者甄树基报道：“当大陆新京报的记者向该所查询有关零号病人的传闻时，该所首先否认有黄燕玲这个研究员，但知悉该所网上确有这个人的名字之后，又承认此人曾在该所工作，但现在已经离职，去向不明。”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诊断微生物学学科组的网页的确仍然将“黄燕玲”列为2012级研究生，她的照片和个人资讯似乎最近已被删除，只有一个名字挂在那里。2013级其他两名研究生王梦月（Wang Mengyue，音译）和魏翠华（Wei Cuihua Wei Cuihua）的照片和个人资讯也被删除，名字都已不再显示。

马修．泰表示，黄燕龄若公开露面会消除许多公众的谣言，这是中国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会迅速安排的事情——假设黄燕炎龄还活着。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几名官员发表公开声明说，黄燕龄身体健康，该研究所还没有人感染过中共肺炎。黄燕玲之谜可能尚无定论，但这确实表明实验室掩盖了关于她的某些东西。

肖波涛的报告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7日的另一篇报道《学者披露病毒泄漏自武汉研究中心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还提到了马修．泰YouTube视频的下一个关键部分。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在SCRIBD网站发表一份英文报告指出，距离被指是爆发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不足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有研究人员曾于2017年及2019年接受媒体访问提及两场意外，包括他曾受蝙蝠袭击，蝙蝠的血溅到研究人员的皮肤上，于是他自我隔离了14日；另外曾因沾到蝙蝠排尿而须隔离；他曾在蝙蝠身上发现活蜱虫。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另一家香港新闻网站HK01也发表了同样的说法。

从2011年到2013年，肖波涛是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博士后研究员，他的个人简介仍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网站上。

2月份，肖波涛在ResearchGate.net上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2019-nCoV冠状病毒的可能起源》。他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雷晓一起被列为作者。报告在发布后不久被移除。

肖波涛论文的第一个结论是：在城市中，携带这种病毒的蝙蝠极不可能被自然发现，虽然有“蝙蝠汤”的故事，但蝙蝠并未在市场上出售，因此不太可能是人们有意摄取的。

带有CoV ZC45的蝙蝠最早发现于云南省及浙江省，两地距离华南海鲜市场都超过900公里，加上蝙蝠通常栖身野外，而武汉人口密集，蝙蝠飞往该处的可能性“非常低”。根据市政报告和59人当地人及游客的证词，华南海鲜市场虽然有售卖野味，但并无出蝙蝠交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无法确认蝙蝠是否在该市场上出售。肖波涛的报告提出：中共病毒起源于武汉两个研究蝙蝠的实验室之一。

除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30公里、P4级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距离海鲜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WHCDC），WHCDC在实验室中饲养动物用于研究目的，其中之一专门研究病原体的收集和鉴定。报告引述过往官方资料，指武汉疾控中心曾从湖北省捉来155只蝙蝠当中包括菊头蝠，另从浙江省捉来450只蝙蝠。曾在2017和2019年发生过事故。

WHCDC也与联合医院相邻，第一批被感染的医生就来自该医院。尽管未来研究需要可靠的证据，但这种病毒可能泄漏到周围并且感染了一些最初患者。

不过，肖波涛告诉《华尔街日报》，他已经撤回论文。他在2月26日的一封简短电子邮件中说：“有关可能起源的猜测是基于已发表的论文和媒体，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田俊华的旷野青春

肖在报告中提到的蝙蝠研究人员是病毒学家田俊华，他在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确定SARS病毒的爆发是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病毒学研究所的两次单独泄漏造成的。中共政府表示，泄漏是“过失”的结果，相关负责人员已受到惩罚。

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上海文广集团制作了一部有关田俊华的七分钟纪录片，题为《旷野青春之隐形防线》。摄影师跟随田俊华，他深入洞穴中收集蝙蝠。他说：在所有已知的生物中，蝙蝠内富含各种病毒。你可以找到大多数与人类疾病有关的病毒，例如狂犬病病毒，SARS和埃博拉病毒。因此，蝙蝠常去的洞穴成为我们的主要战场。”他强调，“蝙蝠通常生活在人类难以到达的洞穴中。只有在这些地方，我们才能找到最理想的病毒载体样本。

他在纪录片的最后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走遍了湖北省的每个角落。我们探索了数十个未开发的洞穴，并研究了300多种类型的病毒载体。但是我确实希望这些病毒样本只保存用于科学研究，并且不会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因为人类不仅需要疫苗，还需要大自然的保护。

田俊华自我隔离的描述来自新华社2017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国新闻网站JQKNews.com对此进行了重复：

采集蝙蝠样本的环境极差。蝙蝠洞里有一股恶臭。蝙蝠体内会携带大量的病毒。如果一不小心，他们就有被感染的危险。但田俊华却不畏惧，带着妻子上山去抓蝙蝠。

田俊华总结了使用天炮、拉网可以捕捉最多蝙蝠的经验。但在操作过程中，田俊华却忘记采取保护措施。蝙蝠尿像雨点一样滴在他身上。如果他被感染了，他也找不到任何药物。报告上写道。

蝙蝠的翅膀上带着锋利的爪子。当大蝙蝠被工具抓到时，很容易喷出血来。好几次蝙蝠的血直接喷在田俊华的皮肤上，但他一点也没有退缩。回到家后，田俊华主动隔离了半个月。报告说，只要14天的潜伏期不出现问题，他就能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蝙蝠的尿液和血液可以携带病毒。这些病毒感染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可能性有多大？蝙蝠产生的某种医疗废物或其他材料未得到妥善处置的可能性是多大，这是人类最初的传播媒介吗？

怀疑态度与巧合

病毒学家们一直对中共病毒是在实验室中设计或刻意制造的理论持怀疑态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写道，最近的基因组研究“通过提供科学证据证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从而驳斥了这种说法。”而且，以上这些都不能确定地证明中共病毒源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的蝙蝠。要想得到明确的证据，需要更广泛地了解这些机构在该市疫情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发生的情况。

美国《国家评论》说，但令人瞩目的巧合是，在疫情爆发前，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就在研究蝙蝠体内的埃博拉和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而就在武汉市医生治疗首批中共患者的当月，该所在招聘公告中提到” 发现、鉴定了大量蝙蝠与啮齿动物新病毒”，这是个不小的巧合。而中共政府花了六周时间坚持新冠病毒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意味着中共政府对武汉实验室的否认，在没有独立核查的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