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鹰视野中文网】不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评价谁好与不好的标准是“谁对我好，谁就是好，谁对我不好谁就不好。”至于是非黑白、道义良心，甚至常识和逻辑，都放一边去了。所以，“儿不嫌母丑”的比喻，在需要维护政府形象的场合，用于说服自己和别人，运用的得心应手，并被广泛接受。又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谁对我好也不行了，“对我好不好”，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符合谁的根本利益。否则，犯我“强国”声誉者，远近必诛。
2015年2月，媒体人柴静从央视离职后，推出了一部深度调查中国空气污染状况的公益记录片《穹顶之下》。影片中，柴静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她深入实地走访考察，访问了大量相关部门和人员，综合各方数据和实例，详细剖析了笼罩在中国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以及对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危害的严重程度。借鉴中外在历史和现实中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办？提醒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人，“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怎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柴静认为，有资料证明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与疾病的发生和死亡率是成正比的。环境污染中，最容易受到损害的是孩子和老人，是没有保护能力的贫困人口，他们最需要发声。柴静说“我并不是怕死，但我不想这么活着。”
调查发现，雾霾污染源，大部分与石化和能源燃烧有关。调查越深入，越显露出权力监管与行业利益的相互关系。权力和利益，都不能触碰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人的生命，成为牺牲的代价。
柴静为我们揭示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需要有一个平衡点的视角。干净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到的问题。全世界的人，人性都差不多，哪里都有钻法律空子的人，但是，执法严格，却能制止大部分的违法行为。
纪录片介绍一位美国环保部门工作人员的观点：“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保护落后是没有办法创新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好标准之后，保证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竞争本身就会赢得市场”。
柴静在最后说：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就能够变得踏实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生” ，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
柴静的心思和态度，如此的清澈明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她却遭到大量她想为之发声的普通人的攻击、围剿，口诛笔伐。中国的主流视频网站，也在中宣部的要求下，删除了这个视频。这场保护家园的民间对话和公民行动，遭到彻底扼杀。
按理说，中国人对威胁自己和亲人生命的环境污染，应该深深的焦虑。柴静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表达这种焦虑，正好切中人们的痛点，应该引起广泛的共鸣才是。然而，事与愿违，原本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却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并没有特供空气可呼吸的普罗大众，猛烈攻击这个纪录片和柴静本人。无论与此有关无关的个人隐私，都成为攻击的标靶。民间的公民行动，自由媒体的深度调查，在任何一个国家扼制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都曾经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唯独在中国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不符合垄断利益的民间声音，不仅会遭到执政者的扼杀，还会遭到众多它的支持者的群起而攻之。发声的人，作为牺牲，被摆放在祭坛上，成为众人获取自身利益的祭品。在中共历史上，这样的牺牲层出不穷，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不幸撞在刀口上，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这不得不说是一抹中国的非正常特色。
这一次被捆绑在祭坛上的是武汉作家方方。
在那些中共病毒骤然降临，人们猝不及防的黑暗日子里，武汉城中所有人都在惶恐中煎熬。患者为寻求生存的希望在各医院奔走，亲人在经受生离死别的悲痛，封闭在家的市民在焦虑中期盼度过劫难。每个人对未来的日子都有过迷惘和彷徨，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遭遇些什么？尤其是得知当初被警方训诫的八个吹哨人都是医生，被噤声后病毒得以长驱直入，扫荡全国乃至全球，质疑和愤懑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本能。
方方在大疫的阴霾下记录身边的人和事，记录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亲历者，对这段经历的情感记录，是见证这段历史的记载。是方方对灾难中遭受伤害，遭受痛苦的生命的悲悯和人文关怀。也是她对恶政，对谎言的声讨，对罪恶追责的呼吁。有什么大逆不道，值得出这么大的恶声呢？对公民对话的禁言都是有违现代政治文明精神的野蛮行径，遑论对方方的谩骂和侮辱！
如果说家丑被方方张扬了出去，让国际社会侧目，那也是因为有家丑，才需要刻意去隐瞒，去掩盖。制造家丑的根源不去除，没有批评的声音去遏制，人人都帮着掩盖，丑恶会更加无所顾忌地大行其道，总有掩盖不住的时候。不让家丑外扬，就是在助长丑恶恣意生长。
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尤其是对底层社会生活状态的关心，对人情冷暖，艰辛，屈辱的同情关怀，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无情地揭露和抨击，是一个作家秉持的基本操守。世界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以及他们传世的经典文学名著，无不是对人性的善、恶，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现实，具有尖锐的批判性，才得以经久流传，得到后世的敬仰。比如，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等。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黑白、好坏的评判标准，发生了这么大的颠倒呢？
虽然，随着人的道德下滑，以及中共意识形态的侵蚀，黑白、好坏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异。但是，也不能简单的用“认知”问题来概括，黑白不分，好坏颠倒的现象背后，是利益集团垄断国家权力和全部社会资源，迫使中国民众不得不将自己的利益与政权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离开党和政府，离开国家权力，社会底层群众，确实是一个弱势群体。生计、医疗、养老，等等问题，都被国家、政府捆绑在一起。使民众觉得维护政权的稳定，维护政府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不符合政府的意图，不粉饰和掩盖党和政府的错误，没有歌功颂德，就是根本的立场性问题，就是给敌对势力递刀，是不能被允许和容忍的险恶动机。
将柴静、方方这些人上纲上线，上升到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的高度进行鞭打，抢占道德制高点，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戴帽子，打棍子。毫不掩饰地抛弃人性，践踏善行，宣泄暴力和人性恶。
因而，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民主、自由、法治精神，没有哪一个符合中共的执政理念，没有哪一个不动摇中共专制政权的执政地位。因此，将言论表达的权力，监督政府的权力。视为洪水猛兽，大势围剿攻击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政治环境，舆论氛围，随时都有人可能因为讲真话，被绑在祭坛上，成为利益团体宣泄野蛮的牺牲品。只要极权专制政权存在一天，文革死灰复燃，重新再来的社会基础一直就会存在。
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觉醒的人群，觉醒的世界，也在如日中天般地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