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鹰视野中文网】近日,香港大游行牵动了世界的心。与此同时,中共少将徐焰评价香港三种人的话被网民曝光。徐焰说:“香港可不一样,1997年我们接管时,当时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受港英教育,他有点傲气但对你大陆没什么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坏的,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难(大饥荒)挨饿,偷渡(到香港),他对你(大陆)印象好得了吗?”徐焰所说的三分之一最坏的人,他们为什么“最坏”,他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呢?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从江西移民来的。听长辈说,在清朝前,这里只有极少数的苗民,到处一片荒凉。清政府实行移民政策,把这里居住的苗民赶走,从江西省移民数万来秀山,我祖父的祖父两兄弟就是这样来到秀山的。
他们来后一无所有,靠挑脚(下苦力)为生,后来炸油粑粑卖,然后又改行磨豆腐,由于豆腐做得好,生意红火起来,慢慢就有了些积蓄。他们又用这份积蓄做烤烟生意,当时秀山是生产烤烟的产地。
以前民间有种说法,“家不分不发”。我祖父的父亲,就是太祖父,秉承这句古训,对他三个儿子说:“祖宗千辛万苦才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分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珍惜,各自为业,为老祖宗争光。”这样,我祖父就带着他分得的一份财产移居到现在的官桥小教场居住。
我祖父精明强干,经过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辈达到了鼎盛。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胡传宗是最小的。那时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国家衰弱,认为只有科学救国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养几个儿子发奋读书。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央财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汉大学,他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伦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秀山担任了财政局长;四伯父胡光楣读的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祖父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离开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边,读的私塾。
民国初年,五兄弟都相继结婚生子,每家都是儿女成群,三伯父多达14个子女。父辈们都秉承祖父的训示,送儿女们去读书,所以我们胡家的几十个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学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注:胡祖暖因为遇到土改,只读了小学)到1949年时,我们这几家的人丁发展到42个。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亲头脑很灵,他觉得我家在那个偏僻山乡不会有大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兼营商业,因此,他就搬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石耶镇。石耶当时虽然没有公路,但有条梅江河,经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长江。秀山当时也没有公路,农村出产的桐籽、茶籽的销售和加工很困难,而石耶正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父亲看到这一点,着手创建了一个集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号“瑞发恒”。他建厂房,修码头,安装榨油机(木制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从桐油中提炼一种叫锈油的高纯度油,用来油漆船舶和机器。油用船从门前的梅江河运出去,一直运到上海。我父亲发了财,担任了地方上的乡长,还兼任石耶区的民团团长。
在1949年前,我们胡家在秀山是一个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当了个副科长,他干了一段时间,很想回乡搞实业,那时也提倡乡村经济,于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桥。当时在国民政府干事,走人时是没有什么退休金的,更没有什么子女接班,这种作法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我大伯回到乡里,并没什么钱,但是他有知识有文化,他和我三伯这种人,就是当时农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带回了不少种子,比如西红市、西瓜等等,交给农民种。还有,那时秀山的盐很贵,要从外地运,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换一斤盐。我大伯从酉阳的龚滩运盐回来,全部按成本卖,不赚一分钱,就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时的人都喜欢购置田地,为什么呢,金银财宝可能被强盗偷,被土匪抢(我们这儿是四川、贵州和湖南的交界处,土匪多)。但是,田地抢不走,所以人们都愿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当时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户和佃户协商。我家与佃户是两种,一种是按四六,佃户六成,我们四成,有些很贫穷的就是三七开。1948年我曾经跟我哥哥去收过租,谷子一打了当场就分,假如是10挑的话,我们就得4挑。佃户要把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时家家都备有凉水和甜酒,佃户挑一挑来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谷子之前要做几大坛甜酒。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户家吃的饭,当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
二、土改来了!人,杀了;财产,分了
土改来了,那就是暴风骤雨呀!
他们首先挑动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传,开群众大会。当时我11岁多,记得听他们说:我们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产党来实行土地改革。为什么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是解放穷人的,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把穷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政府。几千年你们为什么穷,为什么受剥削,你们想过没有?就是你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你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全部剥削走了。你们穷了,他们富裕了,这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我们今天就是要帮助你们站起来,就是要斗争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恶,要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夺过来,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你们的,是被他们剥削走了。以前,由于国民党是支持地主打压穷人的,所以你们不敢出声,今天不同了,我们是来扶持你们解救你们、让你们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们要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只有把他们打倒了,你们才能翻身。
怎么打倒呢?先开会诉苦,比如说,你们农民要种地,要出种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劳而活,坐享其成,这合理吗?这就叫剥削。我们要打倒地主,当枪毙的枪毙,当劳改的劳改,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夺回来,因为这原本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通过一系列的煽动挑拨,把农民的仇恨激发起来。
仇恨煽动起来了,好,把地主拉出来,批斗!
土改干部坐在台子上,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下面群众也跟着喊。然后划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农,当时只要家里有五挑田就是地主。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我们石耶有好几家,那算个什么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们只能算是自耕农,维持生活都困难。比如孙兴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里很穷,平时还要做面去卖才能维持生活,也把他家划成地主。
为什么要这样划?原因是划的地主越多,他们分的土地和财产就越多,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共党也就越得人心。我们这个村,共划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实够地主标准的只有我们胡家、吴家和鲁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结果划了二十多家,这还不包括富农,你说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紧接着就是杀人,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杀地主和杀反革命也是同时进行。那些天,三天两头开会,公审,一公审就拉出去枪毙。我们石耶的镇志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石耶一个乡就枪毙了36人。
我先说我家被枪毙的亲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儿子胡署东是同一天枪毙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点在石耶大桥下的河边。胡署东以前是老师,他同他妻子陈翠云都在石耶小学教书,他是校长,因为他有文化,就叫他来当了乡长。他当乡长没几年就被杀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枪毙,就在我们余庆村鸭子河坝。四伯父最惨,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枪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胡署东,另一个叫胡蒙元,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师长。抗战结束后,他到四川宜宾当了县长,刚解放他就被枪毙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刘湘办的干部训练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后埋在官桥,他们三弟兄被枪毙后抬回去已经没有地方可埋了,因为土地已经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边,一块板板、一床席子都没有,因为财产也全部被分完了。他们三弟兄埋在同一个坑里。三中全会后,我去给他们立了碑,现在我每次去给爷爷上坟时,也给三个伯父挂青。我想,如果我爷爷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个儿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个个都是血淋淋的尸体,不知他会如何感想。
我再讲讲我看到的一些杀人场面。
土改时我虽然只有十多岁,但胆子很大,只要听说杀人,只要是在方圆30里之内,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杀人场面。比如杀杨卓之,我亲自到现场观看,目睹了难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叫杨卓之的名人。杨卓之是秀山民团的团长,共产党来后,他进山当土匪,后来被抓住了。他当然是被杀的对象。不过,当年对秀山人民,他应当说是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他,秀山人吃盐会很困难。当年盐要从自贡经长江进乌江,到酉阳的龚滩上岸。从龚滩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杨卓之在酉阳、秀山、甚至贵州的松桃一带名声很大,只要说是杨卓之押送的盐,土匪就不敢动。
公审大会是在秀山飞机坝中山纪念堂开的,会完后把他押到现在粮食局那个地方枪毙了。在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他们把杨卓之翻过来,撕开衣服,用刀剖开他胸膛,一把将他的心脏拉出来。他们三人就在离尸体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锅里爆炒,然后拿出瓶酒,边喝边把杨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几个人,称了几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杨卓之的血吃。
当时我还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是不是特别恨他呢?因为我曾听老百姓恨一个人时说:“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恨他,而是为了壮胆——练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