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鹰视野中文网】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三个月来，中共采用了各种恫吓和暴力镇压的招数，仍然没有达到阻止市民抗争的结果。港人反而在对抗暴力的过程中，越战越顽强，不怕打、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丝毫不退缩。到目前为止，被抓捕的示威人士已达上千人，年龄跨度从12岁到78岁。
8月31日，“香港民主女神像”公开亮相，当天自发上街的一名中学女学生说，“即使我被捕了，要用10年来换，仍然是值得的。我们依然要站出来捍卫救香港，香港是我们的家。”
这场旷日持久的香港市民反送中运动，展示出港人守护自己家园的巨大勇气和坚强的毅力，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令无数人感叹香港这座英雄的城市，将如明星般光耀史册。暴力镇压的过程中，中共的流氓行径和邪恶本性也暴露无遗，其残忍的手段让人触目惊心。催泪弹的烟雾，悲愤的泪水，全球聚焦，人神共愤！对中共残暴本性的认识更加清晰明了。
香港的未来究竟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无疑牵动着许多人的心。港人与政府纠结的原始起点在法治，法治观念不是执政者眼中单向的民众必须守法，任何违抗执政者意志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必须终止。凭此怎么能够让民众信服呢？法治观念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政府必须守法。政府首先守法，才能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不是靠哪一方的情怀来实现的，而要靠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市民今天如此强烈的民怨，直指中央政府，并不是短时间内一件两件事情所引发的。回顾一下回归二十几年来，香港人维护“一国两制”的艰难历程就十分清楚。
从香港回归提上议事日程开始，对香港的前景，港民与中央政府就怀着各自不同的心境。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孩子回到亲生母亲怀抱”，而在世界看来，却是“东方明珠落入共产政权”。
1984年冬，确定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订。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于1984年6月22日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1990年1月，邓小平会见李嘉诚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当年中央决策者设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不然香港回归就不会那么顺利了。或许是想相安无事地各自发展经济，利用各自的优势，实现各自的利益需求。无论怎么说，从总设计师邓小平自信满满的语气来看，当时的底气还是很足的。
而对港人来说，却是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茫然未知的前景。纽约时报曾报道过“530万香港人坐在家里，等待宣判。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说点什么。有香港代表去到北京，希望向邓小平当面表达港人的意愿。1984年6月，邓小平回应了他们那句著名的话：‘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
‘三角凳’一度在香港成为流行词。人们反复咀嚼它的意思：香港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回归与否、怎么回归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的主权谈判，跟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署受国际法约束的《中英联合声明》，其中对政治体制的约定只有两句话““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公布，到《基本法》1990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六年当中，国际上风云变幻。1986年的北京学潮触发了邓小平的担忧，他在大陆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开始担心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会不会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地？他提出在基本法中要赋予中央干预香港的必要权力。
1987年4月根据邓小平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意见，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普选的条文加入“循序渐进”等限定条件，最终定为：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第68条：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1989年，6.4事件爆发，香港人从血腥的屠杀场景中深切体会到独裁政权的厉害。回归的浪漫梦想被猛然惊醒，他们急切地投身到支持内地学生改变祖国的运动当中去，他们悲愤地游行、捐款、展开黄雀行动救助逃亡学生。那一刻，香港人的心与内地人的心紧密地连在一起，内地发生的一切，都与香港人休戚相关。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被激活，意识到必须要有民主回归才能维护“港人治港。“
六四事件之后，大量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而北京这时也意识到不能将香港变成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的基地。力排众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条立法，像一根芒刺，深深刺痛香港人的心。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承诺兑现，除了尚无民主选举之外，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及媒体自由、游行及集会自由均得到保障。香港人以为五十年不变的承若也会顺利实现。
结果，仅仅过了5年，2002年底，北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23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使香港人焦虑不安。2003年的7月1日，回归纪念日，超过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并同时提出真普选、保自治的民主诉求。大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也纷纷赶回香港参与反对23条立法的抗议游行。本来为庆祝香港回归而特别设立的公众假期7月1日，从此成为香港市民游行示威的特殊日子，其核心诉求便是“真普选”。至此开始，尽快落实真普选，成为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制宪目标。
二零零七年底，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零一二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否决了二零一二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明确了二零一七年香港可以先行普选行政长官，但行政长官候选人须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再由全体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在特首普选后，香港就可以普选全体立法会议员。特首曾荫权表示，普选立法会最快可以是二零二零年。
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议引来泛民主派的不满，因为除了没有二零一二年普选，还指北京为二零一七的行政长官普选设立了相当高的门槛，因为特首候选人须经过一个提名程序。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杨森质疑，提名过程很可能变成封杀民主派人士参选，民主派人士可能很难取得足够的提名支持。
无论如何，北京让香港社会争议了二十多年的普选时间表尘埃落定了。香港社会能实际做得到的，只有按着二零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二零二零年普选立法会这样一个时间表，尽可能地令到二零一二年的选举方法，最大限度地与日后的普选衔接。
2014年6月10日，随着2017年普选临近，国务院首次发布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与边界的立场。
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
白皮书中使港人无比震撼的是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白皮书的发布引发港人强烈不满，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对香港自治权力不断侵蚀，从高度自治调整到全面管治， “一国两制”已死。
白皮书发布不久，2014年9月28日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以学生为主的年轻人，从罢课开始演变成占领公民广场的行动，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不惜以违法而后伏法的牺牲手段，占领中环，瘫痪政治经济中心，争取真普选的权力。
因参与示威者大量使用雨伞阻挡警察的辣椒水喷雾攻击，占中运动又被人们称作雨伞运动，到12月15日警方最后清场，雨伞运动结束。
到2019年6月，修改逃犯条例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开启，预示着最后一个还没有被中央政府插手的司法独立体系被打破，中国内地法律延伸进香港法律变得岌岌可危。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政策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慢慢开的过程，本来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抗争和失望已经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再加上持续三个月的暴力打压和艰难抗争，更加剧香港人对未来前景深感茫然和忧虑。
对于中共来说，采用不断增强高压的手段恶化危机，将彻底撕裂民心，使怨气沸腾，蔓延，最终被广大民众远离、唾弃，这才是中共最大的危机。从这场如火如荼的反送中运动经久不衰的迹象上来看，中国人的精神大起义，已经为时不远了。
三十年前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民众抛弃，从此，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遭到重创和瓦解，就是中共的前车之鉴。
1989年8月23日，被苏联占领的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民众，为了脱离苏共的控制，消除斯大林主义，举行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波罗的海之路”示威运动，约200万人参加，他们手牵手，组成了一个长度超过600公里的人链，穿越波罗的海三国，表达抛弃共产主义，争取人权和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谴责苏联与德国秘密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强占三国。虽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文在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时被曝光，但是，苏联一直否认这些条文的存在，坚称是三国的国民议会代表各国人民的意愿，自愿加盟苏联。
人链行动之前，三国民众不断进行抗议和罢工行动，也曾遭到苏共的威胁和抹黑。苏共官方喉舌《真理报》严厉谴责罢工抗议活动是“激进主义者”罔顾苏联整体利益的“歇斯底里”式的群众活动。
波罗的海之路示威活动之后的1989年8月26日，苏联电视台播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警告参与示威活动的民众从事“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不法行为，号召农民和工人挽救局面，捍卫苏联理想。
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条文的谴责议案，获全国苏维埃大会通过，苏共中央总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这一决议。1990年2月，波罗的海三国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波罗的海之路后6个月内，三国相继宣告独立。
东欧剧变之后，波罗的海之路人链壮举载入史册，记录波罗的海之路的文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计划。8月23日，成为波罗的海三国、欧盟和其它国家的纪念日，史称“黑丝带日”或“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香港人再现三十年前的“波罗的海之路”人链行动，这是港人对中共发出的信号，相信人心远离恶魔的那一天，已经走近了。
1991年8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苏共丧失最大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权。8月25日，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职为标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戈尔巴乔夫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自寻出路。苏共中央位于莫斯科的大楼也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的一小时后被叶利钦下令查封，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自行解体，或更名，苏共正式解体。
苏共体制严重背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压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严密控制意识形态，消灭各种反对派，打击异己，恶化社会矛盾。加上特权利益集团形成，贪污腐败渎职，丧失民心，苏共历史上对民族大清洗中的罪恶被逐渐曝光，等等诸多原因，导致苏共不可避免的走向土崩瓦解的结局。这个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共产主义国家，终究成为了昔日黄花。
习近平在2012年12月视察广东时谈到当年苏联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此话恰恰说反，苏联人民是真男儿，他们敢于对共产党说不！他们敢于彻底抛弃共产党，作出自己的历史选择。
从中共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对香港管治权逐步收紧的态度，也可看出中共表面上貌似强大，而自信心却在一点点地消失，需要靠极限施压来弹压民怨，靠重拾阶级斗争旧理念来宣示威力，苏共解体的结局，或许也是不久的将来中共的宿命，多行不义必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