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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崇拜哪一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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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崇拜哪一种人呢?

[新西兰鹰视野中文网] 陶潜写过很传颂的《桃花源记》,大家都知其所讴歌的是一片乐土。(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中一首: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这首诗的第一句其实很有误导性。说“喜”,应是不止一次,而且是常常了,但陶潜咏荆轲其实只有一次(诗名是《咏荆轲》)。六朝诗人而咏荆轲的多有,例如王粲、左思、阮瑀等的《咏史》都有咏荆轲,能不能说“王粲(左思、阮瑀)诗喜说荆轲”呢?

其次,陶潜曾经咏荆轲(虽然只有一次),却往往给人以无限的推想。例如刘履《选诗补注》说:“此靖节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观其首尾句意可见。”蒋薰评《陶渊明诗集》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寻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抑公尝报诛刘裕之志,而荆轲事迹太险,不便明言以自拟也欤?”翁同龢说:“晋室既亡,自伤不能从死报仇,此《三良》、《荆轲》诗之所以作也。”(见姚培谦《陶谢诗集》卷四眉批)。

前人论诗多信口雌黄

这些论说,把咏荆轲拉到政治上的复仇,不仅是有丰富想像力,甚而迹近信口雌黄了。

自然,陶潜咏荆轲,再联想到他也写过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其二)、“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三)这类的诗句,你可以理解到“陶潜不是浑身是静穆”(鲁迅语),或者就像朱熹《朱子语类》所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语言出来?”说语言豪放,还可以,但总不能坐实他想从中表达任何政治思想。其实,我甚至不觉得陶潜咏荆轲有何心境上独特之处,只是普普通通一首咏史诗,把荆轲刺秦的事迹来个仔细叙述,兼表示个人看法。稍为激昂的调子不会没有,但谁看到荆轲的历史,不会激昂的?当然,探讨他咏荆轲的原因,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先看看陶潜诗歌咏过什么人物,再看看咏荆轲有何独特意义。

陶诗咏古人事属等闲

陶潜写过一首《述酒》,当中咏过很多人物,也表达了一些政治看法: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豫章”两句暗喻刘裕篡弑,晋恭帝幽于零陵之事。刘裕曾为豫章郡公,与“高门”(按指王室)抗衡。重华(舜)冢在零陵九疑,“重华固灵坟”,古《笺》谓言零陵王(按指恭帝)何在?但有灵坟耳。“平王”两句,指晋室南迁,就像周平王迁都一样,中原沦于胡人之手。“王子”两句,托言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而整体则指晋室之亡。这几句其实只将一段历史重新铺叙,很难说有在其中寄寓褒贬。“朱公”以下,则借陶朱公避世隐居言自处的态度,天之容仪本自永固,即使彭祖也不能相比。

陶潜评论过政治,本身也身体力行对政治本态,例如入宋以后改名为“潜”,《宋书.陶潜传》也称“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但云甲子而已”,但这些只是道德情意的表述,不涉实际行动,像上文所引评论者指陶潜咏荆轲事牵扯行为意识的参与,可说风马牛不相及。

陶潜诗咏过的人物很多,如果来个简单分类,可以分作三种。其一是简单的事实的叙述,没有什么寄寓的,如“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一首》)、“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乞食一首》)、“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和“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三)等,这类例子可以不论。

陶潜在思想上主张复古,对儒家与其典籍的教诲特别钟情,所举这类人物便多涉倾慕之情。特别是孔子,陶潜两次称为“先师”(《荣木一首》的“先师遗训,余岂之坠”、《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也称颂孔子(鲁中叟)对整理旧经籍的贡献(《饮酒其二十》的“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对孔子提倡的道德表示崇敬(《劝农一首》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

其余对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人物都敬礼称颂,如“尚想孔伋(按即子思),庶其企而”(《命子一首》)、“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神释一首》)、“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一首》)、“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和“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同上)等。

陶渊明最崇拜哪一种人呢?
陶渊明尊敬志节高尚,不为世俗所拘束,也甘愿贫贱,守礼崇信的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陶诗对志节高尚者顶礼敬拜

第三类则是志节高尚,不为世俗所拘束,也甘愿贫贱,守礼崇信的人,如“冀缺携俪,沮溺结耦”(《劝农一首》,“沮溺”指长沮、桀溺)、“董乐琴书,田园弗履”(《劝农一首》,“董”指董仲舒)、“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首》,钟期指钟子期)、“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一首》,“松”是赤松子、“乔”是王子乔)、“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一首》)、“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其一,“邵生”指邵平)、“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饮酒》其二,“夷叔”指伯夷、叔齐)、“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颜生”指颜渊、“荣公”指荣启期)、“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饮酒》其十二,“长公”指张挚)、“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仲理”指杨伦)、“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其十四,“班荆”指布荆)、“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其十六,“孟公”指陈遵)、“闻有田子春,节义为时雄”(《拟古九首》其二,“田子春”指田畴)、“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拟古九首》其八))、“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咏贫士七首》其三,“荣叟”即前之荣公、“原生”指原宪、“重华”指舜)、“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咏贫士七首》其四)、“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咏贫士七首》其五,“阮公”何人无考)、“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咏贫士七首》其六,“仲蔚”指张仲蔚)、“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同上)、

“昔有王子廉,弹冠佐名州”(《咏贫士七首》其七)和“远招王子乔,云驾庶可饬”(《联句》)等。

这些就是陶潜所指述的人,当中即使加多荆轲一名,简简单单的颂赞和惋惜,也未足以说明就因此别具怀抱。

当然对荆轲命运的同情,就表示这是对秦的否定,这是可以理解的。陶潜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他多次颂扬他所坚持的是道,如“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朝与仁义生,死后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贫贱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总之,他所追慕的,是比当下更悠远更纯朴的夏商周:“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陶潜写过很传颂的《桃花源记》,大家都知其所讴歌的是一片乐土。他曾写过一首《咏三良》,是对秦朝穆公时代把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和针虎三人殉葬这些野蛮行为给予深切的指责。从这些取态来看,陶潜这些都是很率直的感情的抒述,而不需要对有什么寄寓加以揣摩的。咏荆轲,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