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疫情動搖了一些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政府的信心。
【紐西蘭鷹視野中文網】最早源於武漢的新冠病毒(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動搖了一些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對政府的信心。學生們湧入社交媒體，為抗擊疫情的中國醫生組織捐贈，工人們走上街頭，要求賠償封城造成的失業損失，年輕的公民記者們在YouTube上呼籲言論自由。
美國紐約時報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的爆發將中國的年輕人動員起來，向一代人發出了行動呼籲，而這一代的年輕人是對執政的共產黨的議程近乎順從的一代。
只要黨提供就業機會、保持社會穩定和向上流動性，在一種心照不宣的威權主義交易中履約，許多中國年輕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願意放棄政治自由。新冠病毒已暴露了這種交易的局限性。
現在，中國有許多憤怒不安的年輕人，正在反擊政府試圖掩蓋失誤、拒絕讓民間社會提供幫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開站出來討論遮掩的代價，將矛頭直指審查制度以及對吹哨人噤聲的作法，將他們的親身經歷轉化為明確的政治訴求。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這場疫情喚醒了一代人，其後果可能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或2008年金融危機的界定性效應，並可能破壞中共賴以生存的社會穩定。
武漢疫情打破了年輕人與政府的默契？
在美國的獨立評論人士陳奎德先生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表示，武漢肺炎疫情會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以前所謂沒有想法的、沒有什麼覺悟的年輕人，會獲得新的感觸。陳奎德先生說，據他對國內年輕朋友的了解和網路上的信息，紐約時報的文章有相當的代表性：
「中國現在的年輕人生活比較平順，在默許之下和政府達成某種協議，比如有些事情不要做，還有大外宣的政治宣傳，很多人對此是無所謂，來換取自己生活的優裕，是有這樣一種默契。」
沒有言論自由 歲月不會靜好
中共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武漢開元公館，住戶開窗怒吼物業造假。（視頻截圖）
但是,疫情的大爆發使社會各階層都不再是局外人，全球受到的巨大震動，無異於一場戰爭。陳奎德先生說：
「人們死亡、家人無法送葬見面，這是年輕人過去從來沒有想到過也從來沒有見過的。而且他們知道政府開始對疫情的隱瞞，特別是李文亮醫生的事件。同時，他們對網際網路也相當熟悉。他們過去覺得言論自由也不那麼重要，只要生活安穩、經濟上過得去，言論受到一些限制也沒有關係，認為是必要的一些代價。」
然而，現實挑戰了這些年輕人過去這些潛在的想法，陳奎德先生說：
「他們才知道，沒有透明度、沒有言論自由、能知道什麼能想什麼全部受到政府控制，會帶來如此慘烈的後果。」
陳奎德先生說，這些年輕人現在終於明白，沒有言論自由，歲月不會靜好，甚至會危害生命。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也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談了他的看法，他說，現在中國年輕一代經歷的磨難多、危機多：
「現在的年輕人經歷了反恐戰爭和金融風暴，也經歷了新冠狀病毒(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而這對全球政治、經濟，以及個人自由衝擊非常大。所以，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在21世紀進入一個想像力非常豐富的時候，野心越來越膨脹，但是現實卻越來越殘酷，給他們的空間也越來越小。這種衝突和受挫感不僅是中國的年輕人、也是全球跨世紀的年輕人都會感受到的，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大變革。」
的確，紐約時報的報導也指出，隨著病毒繼續在全球蔓延，許多國家的年輕人肯定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如對政府的信任、經濟保障、生活方式等。
但這些問題在中國有著特殊的共鳴，因為這一代年輕人對中國在共產主義革命後幾十年里的貧困和動蕩基本上是陌生的。
新冠危機激發年輕人公民意識？
陳秋實近期前往武漢疫區，通過油管上傳一系列視頻說明當地情況。（陳秋實社媒圖片）
那麼，新冠病毒引發的危機，是不是激發了中國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意識和公民社會的覺醒呢？夏明教授說，這讓他想起2008年中國公民社會的崛起，卻沒有結出碩果，反而有很多倒退。那麼今天處於疫情下的中國公民社會，會不會也是曇花一現？夏明教授說：
「新冠病毒目前已經影響了近200個國家，世界經濟遭遇到比2008金融危機大得多的危機，而且整個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停頓和負增長。另外一個更麻煩的是二戰以後，第三世界國家儘管發展曲折,但都還是在往前走。但今年第三世界國家恐怕會遭受二戰以來最大的重創，可以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對它什麼時候結束和未來走向，我們目前難有判斷。」
但在中國，新冠病毒疫情又與病毒到來之前的諸多危機聯繫在一起。夏明教授說：
「比如修憲、腐敗倒退、對法律權利和個人自由進行控制、經濟下滑、國進民退以及投資環境對外商越來越不利等等。社會矛盾和危機也在加劇，人口老齡化嚴重、人口紅利消失，道德淪喪，社會衝突越來越多。」
疫情之下 凸顯中國道德倫理體系崩潰
夏明教授說，中國新冠疫情的爆發，凸顯中國的道德倫理體系已經崩潰,有人自私地囤積資源自我享受，更有甚者，有些年輕人巴不得美國在整個疫情中全部滅國。夏明教授接著說：
「我們看到中國有社交媒體歡呼美國疫情的增長，連美國司法部長巴爾都轉了推，就是中國有工人用口罩擦鞋，說反正是賣給美國的。一些國家拿到的從中國進口的口罩好多是空盒子、或者塞的是紙，還有的可能是用過的口罩。疫情之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有人變成聖人，有人變成惡人；有人變得更良善，有人變得更惡毒。」
而中國社會中的年輕人，正好面對了這種兩極分化的撕裂過程。夏明教授說：
「所以我對到底中國的年輕人會不會把中國推向一個好的方向，從而使中國在世界上成為一個更好的參與者和國際大家庭的成員，至少在疫情當下的此時，我還看不出明確走向。」
中國年輕人的未來與世界格局緊密相連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如果要撬動中國的發展，要把中國放在整個世界格局裡面：
「就像俄國木製的洋娃娃，一個套一個。中國儘管是一個大國，但仍然置身於全球大的殼體裡面，中國的任何變動，一定會和大外殼的殼體形成互動，有時是惡性循環，有時是良性循環。而良性循環不會是單方的努力，而是多方的共振，這就是世界格局。」
誠然，中國有不少年輕人在這場疫情引發的全球互動中是走在前面的，比如，中央電視台前主持人李澤華以公民記者身份前往武漢報導疫情，他採訪了無法回家的農民工和火葬場工作人員。在他發的最後一段視頻中，25歲的李澤華敦促同齡人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歷史。
而武漢的另一位年輕公民記者陳秋實目前仍杳無音信。
當今年輕人與8964時的年輕人有哪些異同？
前央視主持人李澤華（網路視頻截圖）
但紐約時報的報導同時指出，與發動了導致政府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民主抗議活動的大學生不同，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是在經濟快速發展、充斥著官方宣傳的環境中長大，他們對現狀幾乎從未表現過不滿。
在美國的獨立評論人士陳奎德先生評論說，這一代年輕人當然和8964的年輕人不同：
「8964時的年輕人受到80年代的熏陶，有相當正面的思想,但對社會的複雜性和與世界的聯繫不如今天的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有網際網路等各種現代通訊方式，包括到海外留學，他們和整個國際社會的聯繫更多，西方世界會與中國年輕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產生某種互動。」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也就此表示，8964時的年輕人是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獻身精神：
「今天的年輕人考慮的多是當下自己遇到的痛苦和危機，包括事業受挫、前途渺茫等。而8964的年輕人處於中國進入開放的時期，是向前和有期盼的。今天的年輕人早已經是第二代獨生子女，他們的個人主義可能強得多，對個人前途會思考更多，個人利益受到傷害，他們才可能會反抗。但是中國80年代培養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們更有理想主義的情懷。」
與國際社會互動使年輕人可能成為一股變動的力量
陳奎德先生說，中國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缺乏經驗、單槍匹馬，也沒有很強的意願或者能力去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但是他和國際社會進行互動，就可能成為改變中國的重要力量，大家不應低估這一點。陳奎德先生接著說：
「中國近代史上一些重大變革，都受到西方影響，中國最近兩百年以來的歷史與西方世界和新教文明的衝擊分不開。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是從西方來的，所以西方好的壞的正面的負面的作用，都對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年輕人和8964不同的是，他們和國內外潮流的互動更多，內外呼應的作用也更大，如果封閉國門就很容易失敗。」
舵手的引領對今天的年輕人有多重要？
在夏明教授看來，今天中國的年輕人要在當下的風暴和危機中找到方向，需要舵手引領：
「而這些舵手恐怕還必須是80年代培養出的一代中國人，特別是上個世紀79屆、80屆的大學生，他們沒有受到文革或者文革以前的洗腦，也就是中國現在從50歲到60歲之間的這批人，包括像任志強、許志永和許章潤。現在的年輕人必須與他們對接，才會給中國帶來一個比較和諧、理性、溫和而又巨大的變革，這是一個最佳組合。」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有不少年輕人視野狹窄，基本上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打轉，患得患失，對全球局勢了解甚少：
「人們說他們是腦殘、是小粉紅，覺得歲月靜好，世界一直都會美好下去。就像我們在美國讀的《誰動了你的乳酪》這本書，小老鼠到倉庫里便每天啃啃乳酪，滿足於每天都可以吃飽睡覺。但是乳酪不是天天都會在那裡的，某一天是會消失、會被別人拿走的。同樣，很多年輕人不明白，全球的動蕩和發展在影響每一個人，個人的美夢無論多美好，就像沙灘上堆起的城堡一樣，海水一來就會被蕩滌得無影無蹤。」
經濟是喚起年輕人政治覺醒的決定性因素？
疫情之下，中國年輕人面對著全球經濟危機，很多人卻看不到危險，夏明教授說，今天中國人口紅利消失了，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越來越不願意奮鬥和犧牲，他們的工作倫理觀念也削弱了，甚至因為有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所謂大國崛起，讓許多年輕人心態越來越封閉、越來越自以為是：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當中國的年輕人把全球給中國的好意和良善通通毀掉以後，就會自食其果。所以有人說，你吃著肯德基、喝著星巴克咖啡、還罵著美國，那你現在可能既沒有工作、也沒有食物可吃，那你就繼續去罵美國吧。」
而在中國，可能沒有工作、也沒有食物可吃，並非杞人憂天。
據本台日前報導，新冠疫情之下，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四大城市對應屆畢業生的需求，今年急降超過三成，這對今年破記錄的874萬大學畢業生來說，是一個壞消息。除了工廠停工，農田無人耕種，中國危機四伏，社會瀰漫著恐慌情緒。
隨著外資企業大量撤離，中國企業停工和失業問題日趨嚴重。
28歲的彭倫（音）是廣州一名服裝經銷商。疫情之後，最近他與數百人上街遊行，要求降低商家的租金。紐約時報的文章援引他的話說，他和妻子買食物和交房租的錢快用完了，「不再有人來買東西。我們靠什麼活呀？」
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可能是年輕人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能否持續的決定性因素。紐約時報援引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研究中國年輕人的教授劉鳳淑的話說，雖然社交媒體上的活動可能轉瞬即逝或遭審查，但失業問題更難掩蓋。
世界工廠消失 年輕人失業潮開始
對此，在美國的獨立評論人士陳奎德先生評論說：
「當然，通過中共巨大的宣傳網和五毛，也許會淡化一些人前一段受到的巨大的精神震撼，但是經濟上的事情一定會有影響。現在全世界要與中國脫鉤、去中國化這樣一個潮流還會繼續，全世界遭到的災難越大，對中國問責的聲音也會越大，而這一定會在經濟上表達出來。脫鉤是最先的最自然的表達，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會從此開始消失，許多年輕人的失業問題都會出現。」
另外，還有全球對中國的追責和要求賠償，陳奎德先生認為，雖然賠償可能不會在法律上真正或很快有結果，但會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中共原來的那套可以安撫老百姓的所謂小康計劃和脫貧計劃等將完全落空：
「所以短期和長期的震撼讓年輕人不得不開始思考生存問題。中國這樣一種經濟和政治架構，為什麼一再發生重大事件，包括薩斯事件、以及過去發生的大饑荒？這些思考都會促使他們覺醒。過去他們不太願意過問這些事情，現在他們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善他們物質和精神的生存環境。」
夏明教授也表示，中國的年輕人在歷史和現實的變動中要思考，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命運，更關係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歷史的涌動可能會帶來毀滅，也可能會帶來重生。夏明教授說，如果把握得好，歷史會出現偉大的復興，這是我們在經歷苦難的時候可能對中國年輕人能夠抱有的一個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