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歷史上的革命與改革，往往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土地產權最容易在這類節點上發生變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實施過程帶有強烈的暴力革命特色，多數地區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後，又在合作化的名義下，將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高度集中，農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卻未能解放生產力。「一大二公」的結果是「規模而不經濟」，播下「共同富裕」的龍種，收穫卻是「均貧」，「窮折騰」造成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這是官方史學家最不樂提及卻又無法掩蓋的事實。
但在50-60年代，城鎮中的土地所有制與農村不同，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同時並存。私有土地與私有住房相關聯，業主持有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有的還持有單獨的《土地所有權證》。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同時，對城市中部分房主的私有房屋，曾採用國家經租、公私合營等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資本家擁有的生產資料不同，大部分私房系公民的生活資料，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權也均未實行法律上的轉移。
作為革命承諾之一的農村土改，實施的依據是《土地改革法》，而城市土地私有產權被收歸國有，則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僅僅以「革命的名義」，就將全國城鎮私房連同下面的土地全部收繳，房主們被迫交出權證。「文革」後落實私房政策，大多隻發還房產不發還土地，形成了房屋、土地所有權分離的怪象。將非法剝奪的房子還給本主，在「文革」剛結束的年代已是一項「德政」，心有餘悸的房主們只有默認。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是以往三個憲法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實莊嚴地寫入了憲法，沒有給公民的財產損失以任何補償。當時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公眾權利意識淡薄，對「私有」二字心存疑懼，無人敢於提出異議。此外，還有一項「文革戰果」被保留下來，即公私合營企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轉為國營企業。上述兩項剝奪如果放到今天實行，勢必引發社會動蕩。
進入90年代，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土地財政」成為地方主要財源，政府日益「無限公司化」。由於城市土地已收歸國有，上面的房屋不過是「附著物」，可以「依法拆遷」；即便購買了新建的商品房，所持有的也只是《房屋所有權證》和《國有土地使用證》。國有土地產權從所有制上應屬全民所有，可是主人翁在自己領土上購房居住，須另外攤繳高額土地出讓金給公僕政府，一點國民優惠都沒有。根據憲法，依法徵用土地的前提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既然事關「公共利益」，面對越來越瘋漲的房價，越來越奢華的僕人是否應該讓利給主人？
在利益的驅動下，某些地方政府一紙拆遷公告，便足以將一片城區變成一堆瓦礫。很多地方動用行政權力和黑惡勢力進行暴力拆遷，導致群體事件頻發，社會衝突日益激化。從2007年3月重慶楊武、吳蘋夫婦的「最牛釘子戶」事件，到2009年6月上海張龍其、潘蓉夫婦向強拆隊投擲燃燒瓶事件，乃至同年11月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公民保衛合法財產的抗爭，形式一次比一次慘烈，為全國民眾所矚目。有學者朋友說「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搶錢與反搶錢的鬥爭」，雖語帶調侃，卻點評到位。
財產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不受中國歷代統治者尊重。全國人大2004年將保護私有財產寫入憲法，2007年又頒布《物權法》，很大程度上保護了改革開放後的「先富」階層，但不追溯保護部分公民過去被侵害的權益，也很難保護全體公民的長遠權益。房屋與土地產權分離的後遺症日益凸顯，迫使人們思考：抵觸上位法的《拆遷條例》為何橫行無忌？憲法能否保障《物權法》的有效性？
當別人的生產資料被剝奪，你不說話；當別人的生活資料被剝奪，你不敢說話；當別人的房子被拆掉，你袖手旁觀；當「煤老闆」的產權被收吃掉，你圍觀叫好；當「國進民退」大潮高漲，你為大國崛起自豪；當你自己淪為房奴或無房戶，才開始罵娘……。
身為納稅人，你的最大恐懼來自於：無限膨脹不受制約的權力，正在掏空所有人的錢包。
2010年1月19日風雨讀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