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鷹視野中文網】自制力乃人之必備素質。無自制力之車，或沖路左，或沖路右，路左絕地，路右深淵。惟具備自制力之車，方可時而糾偏，道中行駛，人也如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才非正不能奇。
「五四」當日，學生遊行至趙家樓曹宅，曹汝霖外躲，學生誤將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當其本人痛打一頓，併火燒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聲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被免職。
罷官後，曹汝霖傾囊畢生積蓄，建醫院，救窮人，致力慈善。抗戰爆發，素有「親日派」之稱的曹汝霖大義面前，拒絕偽職，欲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朱子所言「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蓋所指。
適反，當年火燒趙家樓沖在前列、放了頭把火的北大學生梅思平，戰事一起，隨即墮為漢奸，先後出任汪偽政權組織部長、內政部長、浙江省長等要職。英國哲學家勃特蘭·羅素說：「愛國主義，就是積極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並被殺。」這個幌子下，殺人可，放火可，降敵有何不可。
曹汝霖晚年憶及五四運動時自嘲：「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此言話裡有話，非自嘲也，嘲他也。
「西安事變」前，東北軍少壯派「愛國將領」孫鳴九、應德田、白鳳翔等人，抗日口號喊得山響，「誰不抗日誰就是漢奸賣國賊」，要求「立即抗日」「打回東北去」。事變當日，正是身為張學良警衛二營營長、時年二十六歲的孫鳴九上校，率領十輛滿載兵變士兵的汽車，開到蔣介石所在的臨潼官邸，並逮捕了「不抵抗」「投降派」的元首。
張學良赴京被扣後，這些少壯派再度熱血噴發。1937年2月2日，應德田、苗劍秋、孫鳴九等人二次兵變，殺死東北軍元老派67軍軍長王以哲、西北總部參謀處處長徐方等人，釀成震動全國的「二二」血案。
事發後，東北軍將士極為憤慨，要求懲凶。2月4日，孫銘九、應德田等人被送入蘇區暫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延安方面不願再收留之，遂不得不離開陝甘寧邊區。孫鳴九秘密躲入津租界，後又南逃滬租界。從此蔣介石對東北人再無信任，以致抗戰勝利接收滿洲時，寧委無大格局的贛人熊世輝任首員，也不敢起用東北精英，此為後話。
開口說大義，臨難必變節；逢人稱兄弟，深交也平常。抗戰爆發後，孫鳴九即投靠汪偽政府，於1943年春在參武官公署任參武官，年中任豫北撫安特派員和撫安專員，次年升任山東保安副司令，還曾到東北軍部隊策反，試圖拉攏他們作漢奸。期間，應德田為其屬下，任職河南偽教育廳長。白鳳翔則擔任「東亞同盟軍」指揮官。鮑文樾、苗劍秋等當年的激進少壯派軍官，也先後降日。一旦突破底線，放棄某個原設的神聖，便會一棄再棄，直至放棄任何，故古人方有不飲盜泉之防戒。
當年東北淪陷時，馬君武憤作《哀瀋陽》二首：「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此二首與李義山的《北齊》二首似：「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然在武功方面，少帥無法與北齊皇帝高緯比。少帥手下的「愛國將領」，做派與之大致同：沒有立場，只有利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改革開放後，孫鳴九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1990年，其接受日本NHK訪問時，竟與張學良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爭功，就誰在華清池捉蔣一事，展開面紅耳赤辯論。「攬功推過，不可同謀共事」，這樣的人，到老無稍改。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汪精衛抗日態度異常堅決，曾言「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但隨著正面戰場的接連失利，開始動搖，南京淪陷後，更使之喪失信心，遂傾向媾和。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日本扶持下，竟在南京成立偽政府。甘作最大漢奸。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汪本人此時雖已不再年輕，然當年刺殺醇親王載灃時，是何等的英氣颯爽，血氣方剛。
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為？愛國賊與賣國賊，雖有本質區別，基因共性幾同。閻錫山云：「恕道是自己的人格，公道是社會的藩籬。個人無人格則危，社會無公道則亂。」你敢玩命，我們不敢玩火，然到頭來，其對己之傷害，較之他人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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